正是法律发展的这一规律，给我们包括全世界的立法者以重大的使命，如何在既定的条件下，将人类的主观能动性发挥到极致，使制定出来的法律尽可能好地、长一点时间地引导社会的进步和发展。

松冈义正认为：然权利者若不利于己，而以损害人为唯一之目的，行使权利。(64)史尚宽则提到：对于滥用权利之行为。

当代学者亦指出：若将权利滥用的害意标准绝对化，或特别强调行为人损害他人的目的，则难免限制了权利滥用的制度功能。大理院则直接言明：其关键本不在于该水流之为河为沟。(42)前引(39)，黄源盛纂辑书，第43页。(88)黄源盛纂辑：《大理院民事判例辑存》(承继编)，台北犁斋社2012年版，第625页。再如前述大理院1914年上字第323号判例，高地积水仅在如果别无宣泄之路或邻近公共河流而疏浚之劳费过巨(109)时，才可从有主低地泄水，若高地积水有其他更为经济便捷的排水途径，则不可限制低地所有人主张其权利以阻止他人不合理的排水行为。

③这些研究成果对权利不得滥用原则在西方演进过程中所涵摄的理论及实践问题等都进行了深入探讨，但该原则作为西方民法学的一项重要原则如何继受到中国，既有研究却几无涉及。但其损害如系因权利之行使而发生者，以其行使权利显然以损害他人为目的者为限，负其责任。邓小平依据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在对现实的社会主义运动和改革实践进行理论反思的基础上，科学揭示了社会主义的本质，指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

习近平指出：我们党在不同历史时期，总是根据人民意愿和事业发展需要，提出富有感召力的奋斗目标，团结带领人民为之奋斗。这是我国现代化建设必须坚持的方向。本文拟对中国式法治现代化新道路的内在逻辑进行初步的探讨，以期为下一步的深入研究确立基本的分析框架。必须坚持法治建设为了人民、依靠人民、造福人民，为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打下坚实的法治基础。

这种法治发展现象容易造成一种错觉，似乎法治现代化只有在西方社会的特殊历史条件下才会产生，法治现代化的西方模式具有唯一性的历史品格，而非西方社会似乎无法生成法治现代化的因素和条件，仿佛只有依靠西方法律文化的冲击和传播，才能使自身社会的法治走上现代化的道路。马克思主义法治理论是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在法治思想领域中的直接继续和运用，是解释文明社会法治现象奥秘的科学法治理论，实现了文明社会法治思想领域的伟大革命，深刻改变了世界法治文明发展的历史进程。

法治现代化不仅表明法律是以形式上正确合理的程序制定出来的，因而成为社会主体行动的一般模式，具有形式的理性化的特征。中国是发展中国家，坚持走正确的法治现代化道路，无疑是一个关系根本、关系全局的重大问题。(六)表达中国式法治现代化新道路的全球主张 当今世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全局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这两个大局有机互动、相互作用，极其深刻地影响着全球治理体系变革进程。文明多样性是人类社会的基本特征，是人类进步的不竭动力。

党的十八大以来，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当代中国共产党人清醒地认识到，从形成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制度来看，我国社会主义实践的前半程已经走过了，前半程我们的主要历史任务是建立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并在这个基础上进行改革，现在已经有了很好的基础。坚持绿色低碳，建设一个清洁美丽的世界，保护好人类唯一赖以生存的地球家园，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中国共产党在这样一个超大型国家实现长期执政，就必须深入分析中国社会内部存在的处于变动状态中的经济的、政治的、社会的、文化的、历史的乃至地理环境的诸方面条件或因素，由此把握中国式法治现代化新道路的特殊的动力机制及其推进方式。习近平高度重视中华政治与法制文明传统，指出：我们的先人们早就开始探索如何驾驭人类自身这个重大课题，春秋战国时期就有了自成体系的成文法典，汉唐时期形成了比较完备的法典。

(五)明确中国式法治现代化新道路的战略目标 在当代中国，中国式法治现代化新道路的战略目标的确立，始终是与党和国家对于中国现代化进程的战略构想密切联系在一起的。走中国式法治现代化新道路，绝不是要削弱党的领导，而是要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坚持依法执政，不断提高党领导全面依法治国的能力和水平，从而更好地巩固党的执政地位，改善党的执政方式，增强党的执政能力，实现党的执政使命，确保党和国家长治久安。

新中国成立70多年来，我们党领导人民创造了世所罕见的经济快速发展奇迹和社会长期稳定奇迹，实现了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在中华大地上全面建成了小康社会，历史性地解决了绝对贫困问题，开启了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全面建成现代化强国的新征程，国家现代化建设取得历史性成就，已经跃升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我国的国际竞争力、感召力、塑造力明显提升，中华民族正以崭新姿态屹立于世界的东方。(43)习近平：《把握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2021年1月11日)，载《求是》2021年第9期，第7-8页。

习近平指出：衡量一个社会制度是否科学、是否先进，主要看是否符合国情、是否有效管用、是否得到人民拥护。为适应新的社会经济政治情况不断发展的客观要求，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国家展开了较大规模的法律创制活动，制定了国家机构组织法、选举法、婚姻法等一系列重要法律法规，建立起社会主义法制框架体系，确立了社会主义司法制度，(12)旨在维护全新的社会关系和社会秩序，推动国家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从而初步确立了中国式法治现代化新道路的基础。一切别的东西都试过了，都失败了。(46)同前注(18)，习近平书，第6页。党为适应新民主主义革命不同发展阶段的法治需要，先后制定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陕甘宁边区宪法原则》等一系列宪法性文件和法律法令，创造了马锡五审判方式等人民司法的生动样本，建构了与中华民国南京国民政府六法全书体系同时存在的但具有本质不同的新民主主义政权系统及其法律体系，确立了诸如工农兵代表大会制度、三三制民主政权形式、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保障人权、镇压与宽大相结合、婚姻自由、人民调解制度等重要政治与法律制度和法律原则，为中国社会主义国家制度和法律制度的建立打下了基础。(14)1982年12月4日，五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通过的新宪法(亦即八二宪法)，确立了国家法制统一的原则，规定国家维护社会主义法制的统一和尊严，为中国式法治现代化新道路夯实了根本法基础。

习近平法治思想是在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中应运而生的重大理论创新成果，深刻回答了创造中国式法治现代化新道路的一系列重大理论与实践问题，创立了内涵丰富、论述深刻、逻辑严密、博大精深的科学法治理论体系，对马克思主义法治理论在21世纪的全新发展作出了原创性的贡献。然而，近代中国的法律发展进程成为中国近现代史的一个缩影。

(53)马克思主义社会革命论在人类政治与法律思想史上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极大地推动了政治与法律文明进程，不仅深刻改变了世界，也深刻改变了中国。(27)同前注④，邓小平书，第177页。

中国式法治现代化新道路的开辟与拓展，集中体现了当代中国共产党人对21世纪世界社会主义新发展的巨大的历史贡献。一些发展中国家在推进现代化的过程中，脱离本国的国情条件和现实需要，简单移植西方法制，以西方法制为模本实行法制改革，丧失了法治发展的自主性，遭受了严重挫折，沦为发展失败的国家。

(67)很显然，这种法律的幻觉是西方中心主义的典型表现。(25)同前注②，习近平书，第13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中的法治思想，明确提出依法治国的基本方略，深刻论述当代中国法治建设的根本任务，深入阐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法治保障，标志着当代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国式法治现代化新道路的规律性的认识达到了新高度。(20)中华法律文化传统作为一种文化的力量，深深地嵌入法律发展进程之中，并且对这一进程产生持续久远的深刻影响，铸就着中国法律发展的民族禀赋，为中国式法治现代化新道路提供了肥沃土壤。

(73)同前注(54)，习近平书，第8页。新时代新阶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不断深入，人民当家作主的制度体系日益完善，社会主义民主制度展现出蓬勃生机，以人民为中心的中国式法治现代化新道路愈走愈宽广，进而拓宽了人类追求民主理想、建设更好社会制度的道路，体现了当代中国共产党人探索建设更好社会制度的中国方案，为人类探索建设更好社会制度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不仅如此，根植于法律文化传统创造性转换上的中国式法治现代化新道路，并不是脱离世界法治文明发展大道上的孤立的法治现象，而是基于对本国制度文明与法治国情特点的悉心把握，注重把握人类法治文明发展大势，坚持以我为主，为我所用，认真鉴别，合理吸收，充分汲取世界法治发展的有益经验，学习借鉴世界上优秀的法治文明成果。实践充分表明，中国式法治现代化新道路是世界法治现代化进程中的伟大创造，具有强大生命力和显著优越性。

(52)党的十八大以来，坚持和拓展中国式法治现代化新道路的实践创新如火如荼，层出不穷，形成了重点突破、纵深展开的崭新局面。坚持中国式法治现代化新道路，必须牢牢把握正确的政治方向，保持政治坚定性，有效发挥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这一最大的根本领导制度优势。

(44)随着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的实现，当代中国进入了全面建设现代化国家、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新发展阶段。(31)同前注④，邓小平书，第373页。深刻论述人民在全面依法治国中的主体地位，创造性地提出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34)的重大命题，进而彰显了中国式法治现代化新道路的强大生命力。(62)同前注(55)，习近平书，第119页。

中国式法治现代化新道路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坚定不移厉行法治的创造性行动，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长期奋斗的历史逻辑、理论逻辑、实践逻辑的必然结果，展现出蓬勃的生机和强大的生命力。江泽民强调，当代中国法治建设的根本出发点，就是要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充分发挥人民群众投身国家现代化建设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

我们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动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协调发展，创造了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70)因此，如何走出一条符合本国实际的现代化道路，就成为广大发展中国家亟待解决的一个重大问题。

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主义国家与法的学说，废除中华民国南京国民政府六法全书所谓的法统，确立了由新民主主义类型的国家制度与法律制度发展到社会主义类型的国家制度与法律制度的指导原则，并且积极运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根据地法治建设的经验，抓紧建设社会主义法治。(11)同前注⑦，习近平书，第6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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