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更多、最大和最难解决的分歧则源自人们的利益，相互的怀疑和猜忌，现实的人趋于主张并坚持对自己更有利的理解和想象。

[2]这是具有新的内涵和更高层次的开放理念，是引进来和走出去同步发展的开放理念。绿色发展要着力解决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问题， 小康社会全面不全面，人与自然和谐不和谐很关键。

农村贫困人口脱贫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最艰巨的任务。[2]三是提高绿色指标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比重， 把生态环境作为更具约束性的硬指标。《建议》针对新常态下的问题和困难，把拓展空间发展作为发展的新增长点。加强义务教育、就业服务、社会保 障、基本医疗和公共卫生、公共文化、环境保护等基本公共服务，努力实现全覆盖。创新作为理念不仅要落实于行，更重要是内在于心，心是行的内在依据，要把创新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 让创新贯穿党和国家的一切工作，在全社会蔚然成风。

人大复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 2016年03期 原文出处：《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 2015年201511期 参考文献见原文 进入 顾钰民 的专栏。协调发展是我们遵循科学发展理念时深刻认识的一条规律。透过论争不难发现，无论刑法教义学的支持者还是反对者，对于刑法教义学的认识其实都存在一些误解或误区，实有必要加以澄清。

故而，应当进一步指出的是，在刑法教义学一路高歌猛进的同时，也需要善意地给这股热情浇浇冷水，刑法教义学的研究绝不是喊两句口号就能得以推进，而是需要学者们立足中国的实在法，关心中国的司法实践，对中国的实定法秩序进行体系化的解释，而不能将自己不能同意的观点扣上政法法学的帽子尔后批判一番。更何况，1979年刑法典的部分条文表述带有一定政治色彩与其时代背景有关，与之相应，同时期的相关刑法教科书对某些问题的分析阐释带有部分政治色彩，亦无可厚非。法教义学的功能之一是为司法实践提供指导。有必要反思的是，何为重大、疑难案件本身缺乏明确的判断标准。

〔[8]〕 需要说明的是，在很多时候，学者们是在整体上对法教义学提出批评，但由于刑法教义学是法教义学的一个分支，并且批评者所讨论的材料往往是刑事案件或者刑事司法解释，故在没有特别说明的情况下，笔者将学者们对于法教义学的整体批评视为对于刑法教义学的批评。司法实践中，绝大多数案件属于疑难案件，只有极少数案件属于简单案件，更多的简单案件是司法者努力运用法教义学的结果。

〔[55]〕 同前注〔31〕，凌斌文。一方面，和批评者们常见的指责不同，刑法教义学并不是机械适用法律的法条主义，也不是排斥后果考量的法律自动售货机，相反，妥适处理疑难案件正是刑法教义学的优势之一。社会公众对某一问题的过度关注带有一定的偶然性，可能是源于新闻媒体的不适当报道，也可能是因为个别当事人、辩护人刻意片面的宣传，甚至是恶意雇佣水军从而引发社会关注。这种意义上的量刑反制定罪是贯彻刑法教义学的当然之理。

陈兴良教授在《刑法教义学方法论》中关于刑法学如欲成为一门科学，必须推进刑法教义学方法论的研究〔[2]〕这一论断的明确提出，标志着上述争论已越过法理学界的疆域，在刑法学界拉开帷幕。无论是四要件犯罪构成理论抑或是三阶层犯罪构成理论，均具有解决指导司法者解决个案的重要功能，同时为刑法的系统化构建提供服务。〔[34]〕 参见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2015）海刑初字第512号刑事判决书。对此，正如波恩所言：相信只有一种真理而且自己掌握着这个真理，这是世界上一切罪恶的最深刻的根源。

因为刑法是其他部门法的后盾和保障，刑法也只能将已经在其他部门法中受到违法评价的行为规定为犯罪，〔[16]〕这种二次违法性的基本结构和保障法的基本定位决定了刑法的体系必然不可能是自给自足的，而必须从刑法外部寻求事实和规范上的依据作为前提或者补充。正如学者们所归纳的那样，概念法学早就在学术史上遭到了系统的批判，而自从利益法学的代表黑克（Heck）将法律体系区分为内部体系（原则的体系）与外部体系（概念的体系）并成为通说之后，法律体系就不再被视为封闭的、静态的系统，而是被视为灵活的、开放的体系了。

〔[51]〕 参见周光权：《违法性认识不是故意的要素》，《中国法学》2006年第1期。该论者认为，罪刑法定视野下的犯罪构成是认定罪与非罪、此罪与彼罪的根据，也是确定行为人适用何种刑罚及多重刑罚的根据。

〔[21]〕 参见张明楷：《实质解释论的再提倡》，《中国法学》2010年第4期。[24]该论者并没有严格区分量刑反制定罪的类型，这也是多数持反对观点者存在的误区。事实上，在法教义学较为成熟的国家，理论界和实务界的良性互动对于该国的法治建设总是发挥着不可忽视的推动作用，例如，对于德国法治实践提供最大智识支撑的不是哪一本特定的学术著作，而是一部部以解释现行法为中心、秉承教义学方法、具有实务导向的法典评注书，〔[59]〕而这些法典评注书大多数是由法学家和法律实践者共同撰写的。[32]从学术史来看，法教义学之所以能够发展至今，就是因为它较为妥当地解决了一个又一个疑难案件，例如，宪法教义学就曾经成功地解决普鲁士预算法冲突问题，使政治立场上不可调和的对立在法律层面得到解决。第二种意义上的量刑反制定罪是指在认定犯罪的逻辑上要优先确定行为人的刑事责任，然后根据刑事责任的轻重来决定合适的罪名，在必要的时候甚至可以为了量刑公正而变换罪名。就此而言，针对同一犯罪现象，也许社科法学论证的结果与刑法教义学的论证结果是一样的，甚至通过社科法学论证方法得出的结论更胜一筹，但仍然不能以社科法学代替刑法教义学。

解释犯罪成立范围内，即犯罪论部分，应该严格按照刑法的规定进行，禁止刑事政策的运用。可以认为，现代刑法学者对刑法进行去苏俄化是前两次去苏俄化的延续，只是去苏俄化的主体发生了变化而已。

因为刑法教义学论证的方法有别于社科法学，它是在罪刑法定原则下，遵守既定的严格法律规则得出的结论，是贯彻依法治国方略的重要武器。需要强调的是，笔者并非认为社会科学知识不重要，相反，社会科学知识十分重要，在某种程度上甚至比法学知识本身更为重要，但是，美国的法律现实主义运动是在数百年法治的积淀之下，在自上而下已经确立了对于法律的尊重和信仰之后才出现的。

〔[1]〕 参见苏力：《也许正在发生——中国当代法学发展的一个概览》，《比较法研究》2001年第3期。显然，这两者是有重大差异的，因为细节决定成败，很多案件中起到关键性作用的往往是一两个特定的关键事实和情节，只有通过阅读裁判文书而非经过抽象后的案例简介，才能理解司法机关的裁判逻辑，并对其准确评价。

而耐人寻味的是，如果不结合具体问题，只是在整体上给传统刑法学扣上一顶政法法学的帽子进而将其批判一番，这种做法恰恰不是法教义学，而是非常政法法学。〔[33]〕而在刑法层面，这样的例子就更多了，早期刑法教义学不发达的时候暂且不论，仅就近几年来看，无论是在快播案〔[34]〕还是于欢案〔[35]〕中，法院都通过详细而缜密的教义学分析，较为妥当地解决了上述案件，实现了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统一。根据前述学者的观点，是否又该给之前的刑法冠以德日刑法的帽子而完全否定之呢，答案当然是否定的。现代刑法学以去苏俄化作为开始的标志，积极借鉴德日刑法理论，对中国刑法中的部分知识进行了更新甚至是升级换代，但这依然是建立在传统刑法学基础之上的。

注释: * 本文为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点项目国际恐怖主义新常态及其治理对策（项目批准号：16JJD820017）和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学术创新团队项目环境刑事法治协同创新研究的阶段性成果。第二，按照通常的理解，政法法学的特征在于，其强调政治话语的合法性，评价规则的标准是政治正确，因而其规则基本是政治的，而不是技术或者学术的，〔[44]〕而传统刑法学并不符合这一标准。

据学者统计，在以法教义学为主要方法论的论文中，有62.5%的论文没有涉及任何案例，而在剩下的有案例的论文中，大部分使用的也都是外国的案例或者虚拟案例，只有少数是以我国司法实践中现实发生的案例为分析材料。总而言之，正如有学者所归纳的那样，虽然法教义学方法是无国界的，但是法教义学知识是有国界的。

或许是上述立场在表面上看显得有些极端和激进，伴随着一些重大案件（如许霆案）的发生，其他学者尤其是法理学者也对刑法教义学提出了一些批评，在这些批评中，有的确实切中肯綮，而有的则存在误解。学术研究要求兼容并蓄，研究者应以开放的姿态面对学术观点。

首次去苏俄化发生于翻译、借鉴前苏联刑法中。最后，论证方法的差异也是法教义学与社科法学的重要区别之一。但遗憾的是，论者只是提出了一些碎片化的说辞，即在否定传统刑法学的同时，以证成法教义学的优势，难免给人以简单片面之感。时至今日，围绕着刑法教义学的利弊得失，刑法教义学的批判者与支持者进行了激烈的交锋，这些交锋不仅促进了我国刑法学界方法论意识的觉醒，也推动了整个刑法学领域的学科建设。

笔者同样需要善意地提醒，虽然刑法教义学是主流的方法论，但这绝不意味着刑法教义学是唯一的方法论，更不代表建立在其他方法论基础上的观点就是错误的、不可接受的。相反，如果一种研究范式宣称自己能够对所有疑难案件都给出妥当的应对方案，我们反而要怀疑，这种研究范式是否符合法治的精神。

〔[12]〕 参见王国龙：《捍卫法条主义》，《法律科学》2011年第4期。〔[27]〕 同前注〔25〕，高艳东文。

现有研究往往有意无意地忽视或者绕开了刑法条文的明确规定，直接从德日的刑法理论谈起，这样的意义是极为有限的。反对者认为量刑反制定罪，违反了罪刑法定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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